粉彩，据史料记载，粉彩有“始于康熙，精于雍正，盛于乾隆”之说。陈浏在《陶雅》中盛赞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鲜娇夺目，工致殊常”。粉彩是在古彩基础上汲取珐琅彩的工艺技法与材质，由景德镇创汇的釉上装饰彩瓷，即把含有氧化砷的玻璃料掺入含铅的彩料，产生乳化作用，使料色粉化为不同深浅的色调，达到“颜色明亮，粉润柔和，色阶丰富，绚丽雅致”的效果。绘画形式或工笔重彩，或逸笔写意，讲究诗情画意、字韵印趣，尽展中国画表现的技艺与艺术魅力。西欧誉其为“玫瑰族瓷器”，认为只有高贵的玫瑰花才能与她相媲美。
 
康熙、雍正粉彩瓷
粉彩始创于康熙，极盛于雍正。康熙晚期在珐琅彩瓷制作的基础上，景德镇窑开始烧制粉彩瓷，但制作较粗，仅在红花的花朵中运用粉彩点染，其他纹饰仍沿用五彩的制作。目前主要发现有两个品种：一是白地粉彩器；一是绿、黄、紫三彩瓷上加有胭脂红（金红）彩。到了雍正朝，无论在造型、怡釉和彩绘方面，粉彩瓷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粉彩是雍正彩瓷中最著名的品种之一，彩料比康熙朝的要精细，色彩柔和，皴染层次多。大多数在白地上、少量在色地上绘纹饰。以花蝶图为最多，牡丹、月季、海棠、四季花也极为普遍。人物故事图，在粉彩中也比较多。此外，粉彩瓷中谐音的“蝠”（福）、“鹿”（禄）图案十分多见。当时突出的是所谓“过枝”技法。
 
乾隆粉彩瓷
乾隆粉彩是乾隆朝瓷器中所占此重较大的品种之一，在雍正瓷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乾隆粉彩中的一部分继承了雍正时期在肥润的白釉上绘疏朗艳丽纹饰的特点，如常见的折枝花卉盘、碗、小瓶、面盆、人物笔筒和大件器物鹿头尊等。
 
嘉庆、道光粉彩瓷
嘉庆朝彩瓷以粉彩为主流，陈设器、文房用具、日用器皿以及五供（由两件香罐、两件花抓及一件香炉组成）和法器等都属常见。嘉庆早期的粉彩还有乾隆朝的特点，比较精细，既有“百花不露地”的，也有彩地轧道开光的。
道光朝粉彩瓷类同于嘉庆朝，只是绘瓜蝶、草虫纹饰的略精。署“慎德堂”款的粉彩器是道光皇帝的私人堂款，相当于官窑器，其工艺精湛，主要器型有瓶、罐、花盆、盘、碗、灯笼尊、盖碗等。
 
同治粉彩瓷器
同治时期民窑粉彩瓷器主要依据胎釉、彩料和纹饰特点予以判断。一般而言，胎体有的轻薄，有的厚重，两种均较粗松；以指轻扣圆器的胎体，发出的声音较尖，似金属铜声，此为清末瓷器的共同点。
 
民国时期的粉彩瓷器
民国时期粉彩瓷器主要是以郭世五仿制的雍、乾粉彩和带有斋堂款识的粉彩最精美，其次是民间收藏的无款或书写清朝各代伪款的粉彩瓷，以及所谓洪宪瓷等。郭氏仿雍正、乾隆的珐琅彩和粉彩瓷，胎质纯白、画工精细、色彩瑰丽。
 
民国时期的新粉彩
“新粉彩”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粉彩而言。它运用传统粉彩材料和工艺手法，承继浅绛彩的绘瓷技艺，采用中国绘画的装饰形式。它既不同于传统粉彩拘谨、呆板的画风，又有异于浅绛彩粗率的工艺、单调的色彩，呈现出色彩晶莹绚丽、风格新颖多变、精细豪放皆宜、乡绅市井俱喜的局面，而迅速流行开来。此间，曾从事浅绛彩绘制的一批画家，如潘陶宇、汪晓棠等开始转向新粉彩的绘制，由此开创了陶瓷粉彩装饰艺术新的发展时期。
 
现代粉彩艺术的发展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陶瓷艺术的振兴和发展极为重视，先后成立了陶瓷生产合作社、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国营景德镇建国瓷厂、艺术瓷厂等，集中了一批颇具影响的粉彩瓷绘名家，将民国时分散的自发性自主经营模式转化为有序的合作化经营模式，从客观上为景德镇制瓷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国家还委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教授、学生到景德镇进行指导和实习，他们的到来为景德镇的制瓷业注入了活力。如梅健鹰、祝大年等人向陶瓷艺人讲授写生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提倡从自然界、从现实生活中汲取营养，这对景德镇艺人长期由师傅带徒弟、父传子、子传孙的学艺模式和创作思维与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那段时间，景德镇艺人写生、学术争鸣之风盛极一时。
20世纪50~6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景德镇的粉彩瓷绘艺人摒弃过去那种以仙道神佛、才子佳人为题材的创作格局，开始走入了现实生活，师造化、融古今，用饱满的激情创作了一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如以雄壮秀丽山水题材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以繁花灿烂、彩禽山雉的花鸟为题材象征社会主义祖国如春天般生机勃勃；人物题材多以表现劳动、丰收、知识青年到农村等符合时政要求、主题内容积极和进步的题材。这些作品反映了创作者在努力追求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一时期的粉彩瓷绘制作品工艺制作之精良，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再回顾这些作品，也令人感到叹服。
应该说政府的这种引导对繁荣陶瓷艺术创作，提高绘制艺人的创作积极性是有积极意的。但一味强调“革命现实主义”题材，绘画的形式服从内容、服从政治，势必导致艺术形式的单调和创作风格的雷同，从而制约陶瓷粉彩装饰艺术的健康发展。毕竟有些题材和内容是难以体现作者的政治倾向的。
“文革”期间更是把这种创作模式推向了极致，涌现出一大批宣扬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以及毛泽东画像、革命样板戏等表现方面的作品。由于“文革”期间强调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因而绝大多数作品均未署作者名款，而代之以“景德镇制”、“革命委员会敬绘”等字样。由于这些作品带有强烈的“文革”色彩而被人称为“文革瓷”。
客观地说，“文革”期间也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陶瓷作品，尤其是在山水与现代人物表现方面。如邹国钧的《红日东升》粉彩瓷板画、（佚名）粉彩山水人物四方瓶、（佚名）《我们爱劳动》粉彩薄胎瓷瓶、（佚名）《知识青年到农村》等，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尤其是“文革”后期由原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承制的毛泽东专用瓷，更是瓷中极品。该套餐具瓷胎采用半透明度极佳的高白釉原料烧制成瓷，由王锡良、张松茂、刘平、汪桂英、王怀俊、徐亚凤等一批优秀陶瓷艺术名家执笔绘成“水点桃花”纹样。
“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一大批在“文革”期间思想受到压制的陶瓷艺术家欢欣鼓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陶瓷艺术创作。他们不求名利，潜心钻研，在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审美情趣，大胆借鉴外来文化艺术元素，在短短的数年间，不但创作了一大批精美的陶瓷粉彩艺术作品，而且涌现出一批卓有影响的陶瓷艺术家，使景德镇粉彩装饰艺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自20世纪90年以来，景德镇粉彩装饰艺术进入了多元化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风格迥异、表现形式多样、个性张扬的陶瓷艺术家。他们或努力探寻传统陶瓷文化与现代陶艺相结合的新路子，或尝试粉彩与其他陶瓷材质的综合运用，或潜心钻研粉彩材料以求得新的表现形式。这无疑将使陶瓷粉彩装饰艺术进入灿烂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