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之美，在我的幼年时代，就是镜子中的Narcissus。

1963年，我出生在景德镇一个陶瓷世家，父亲张松茂还不到30岁，在陶瓷美术界已颇有名声。此前，他曾竭力模仿当时仅能得到的前苏联的一幅油画《政权归于苏维埃》，通过对陶瓷颜料呈色效果的精确把握和一系列工艺创新，把陶瓷美术从传统的文人画和民俗画，带入一个写实风格的时代。那时，国家刚刚从一场大饥荒中走出来。工业相对落后的江西在大饥荒中以最大的粮食净出口省份，为江西人带来了久违的自信。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景德镇的陶瓷美术创作信心满满地迎来了短暂的繁荣。

繁荣意味着做不完的活。父母任职的轻工部陶瓷研究所，就像一个大画室，忙乱嘈杂。忙不过来，于是，一些小型的瓷板画，要拿到家里来做。景德镇历来是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工商业改造之后，也还不能够扑绝，尤其是红店行，就是画瓷行当，多半都在家里完成，公家的活，颜料从公家领，而私店的生意依然红火。这使得屋里充满了浓郁的樟脑味、煤油味以及烘烤瓷器的木炭灰味。我家住的一所旧式的砖木结构的房子，二层阁楼上的一面墙并不封到顶，露出一个三角形的豁口，光线极好，颇有西方油画家钟爱的带天窗的画室的感觉。父亲专心作画，我则爬来爬去，所谓“耳闻目染”恐怕不过如此吧。

父亲忙于工作，母亲也一样，作为珠山八友徐仲南的嫡孙女，又刚刚从最具学术权威的陶瓷学院美术专业毕业，国家更是寄予厚望。

父母忙的结果是，我的自我意识就从铺在桌上的瓷板画的留白处开始了。

中国画的留白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所谓“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虽然有偷懒偷出了一段妙趣的充满自嘲之嫌。但是，中国书画同源，把字当成画，把画当成符号来对待是留白的理由，应该没有问题。当颜料种类不够丰富的时候，留白是必须的。一切民族的美术史大概如此。不过，只有中国把留白发展成一种审美观，成为谋篇布局，表达作者个性和人生境界的一种手段。实在是中国美术的一件大贡献。

瓷板画的留白对于我，恰好如水草丛中拨开青苔的一泓泉水，里面映着一个小小的我。人格的建立大概总是从自恋开始的。三四岁的我对留白处映照出的那个小人儿是那样迷恋，一顶绒布的苏联红军帽压着小小的头颅，神气十足的眼神，紧紧抿着的小嘴，微微地翘着。我迷恋这影像，不但迷恋，甚至拣选。只有拣选才标志自我意识的生成。自然，镜面效果好的瓷板不但釉色莹润、匀停，而且胎质纯净，变形极小。因此可以使成像更清晰，反过来说，镜面成像效果好的瓷板品质也总是最上乘的。父亲的名声和成就使他可以在工作中更有条件领到品质最好的白胎瓷板，品质越好，他在上面的工作也就越精心。我对镜面效果好的瓷板的偏爱和父亲对瓷板质量的选择如此一致，完全是一种错爱，使我莫名地挂上了“天才”的头衔。

陶瓷质地之美就是这样最早影响到我的审美品格。